疾病與歷史：古代世界的疾病
“联合新闻网”之《歷史月刊》2008/10/09
【文／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譯／陳仲丹、周曉政】
與文明有關的疾病其出現要早於成文歷史，因為這種文明在保存下來的最早文獻之前已經存在。有關疾病及其某時產生嚴重後果的記錄，在人類發展的相當早的階段就出現了。已知最早的醫學教科書──中國的《神農本草》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0年，在韋爾科姆歷史博物館有一枚巴比倫的醫生印章大約也是這一時期的。在埃伯斯紙草書中提到過流行熱病，這一紙草書是1862年格奧爾格．埃伯斯在底比斯的一座墓穴中發現的。紙草書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但大部分內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獻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據記載有一種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殺死了這片土地上所有長子，從在位法老的長子到地牢中囚徒的長子，以及所有牲畜的第一胎。這是疾病影響歷史的一個例子，是上帝為勸法老允諾讓以色列奴隸離開而施於埃及人的最後一個可怕的天譴。在荒原上經過40 年流浪和磨難之後，以色列人終於回到了他們的應許之地。
瘟疫使雅典帝國垮台
戰爭─瘟疫的序列在《聖經．撒母耳記》上卷中有很好的記載。我們知道大約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對腓力斯人開戰，被打敗。之後以色列人帶著他們神聖的約櫃再次對腓力斯人開戰，但又遭受失敗。腓力斯人擄獲了約櫃，把它抬到亞實突，那裡立刻爆發了疫病。於是應公眾要求，約櫃被移到迦特，然後又送到以革倫，這兩個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襲擊。在經受了7個月的苦難後，腓力斯人得出結論，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把約櫃送還以色列。約櫃被送到伯示麥人約書亞的田裡，受到殺牲迎接的禮遇。但好奇的伯示麥人觀看了約櫃，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懲罰。疫病似乎傳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約5萬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發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響歷史的一個明顯例證。公元前5世紀初，雅典帝國正處在權力的鼎盛時期。在馬拉松和普拉提亞的陸戰和薩拉米斯的偉大海戰中，這個希臘小國打敗了力量強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開明統治開始於公元前462年。在他統治時，被波斯人毀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廟，靠著建築師伊克提努斯和藝術家菲迪亞斯的天才被恢復了，但希臘的這一黃金時代太短暫。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這是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古希臘強國間的內部鬥爭。斯巴達是有優秀陸軍但沒有艦隊的尚武國家，雅典則是有強大海軍但陸軍較弱的海上強國。由於雅典的陸上防禦幾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過海運獲得充足的供應，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陸上交戰，又不會因挨餓而屈服。在陸地上打防禦戰，在海上打進攻戰，她就能不費多大力氣打敗斯巴達。在戰爭的第一年，結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陸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陸上的防禦政策必然導致雅典人擠在城牆裡，受到包圍。
災難在公元前430年降臨。瘟疫被認為開始於埃塞俄比亞，從那裡傳到埃及，再由船經過地中海傳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時間，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或許是2／3。更可怕的是災難導致了人們的精神崩潰，在疾疫大流行時出現這種現象並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了這一恐怖時期的雅典人：「……對神的畏懼和人為的法律對他們已沒有了約束力。對神，他們認為敬不敬神都一樣，因為他們看到所有人都會同樣死去。對於人為的法律，沒有人會預料到能夠活到為犯的罪受審判時。」修昔底德還提到，即使是最穩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終日沉湎於暴食、酗酒和淫亂之中。
當瘟疫看來已被制止時，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強大的艦隊去攻占斯巴達人占領的波提狄亞據點。但在海軍剛揚帆時──準確地說是剛划槳時──瘟疫就在船上流行開來，來勢之猛使得艦隊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艦隊去埃及道魯斯時發生了類似的災難，「瘟疫不僅奪走了他手下人的命，還奪去了與他們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這時可能也被傳染，他被認為在公元前429年死於疫病。
這次天災的性質不明。在名醫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這件事。據修昔底德描述，病症來勢凶猛，病人發熱，極度口渴，舌頭和喉嚨「充血」，身體皮膚的顏色紅中泛灰，最後長出膿疱潰爛。各階層的人都會得這種病，包括富人和窮人。醫生們無能為力，他們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凶險的猩紅熱，可能因為這種傳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現，所以極為致命。其他被推測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傷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種已消失了很長時間的疾病。但不管它屬於何種病症，這種傳染病都來自另一產生了這種疾病類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機會產生出免疫力，所以這一疫症也就特別有爆炸性。當這一傳染病再次出現時，倖存下來的人已逐漸增強了抵抗力，所以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麼致命。
無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對雅典帝國的垮台有影響。瘟疫害死了這麼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氣消沉，尤其是破壞了海軍的戰鬥力，這就使雅典不能對斯巴達進行決定性的打擊。戰爭拖延了27年，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戰敗告終。雅典的海軍和海外屬地都被剝奪，陸地上的防禦工事被夷為平地。對後人來說，幸運的是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衛生條件不夠完善成為致病主因
無論就其範圍還是影響的久遠，在歷史上最驚人的事件之一是羅馬帝國的覆滅。對帝國覆滅的原因，歷史學家過去論了許多年。我們在這裡只探討與疾病及其預防有關的前因後果。
公眾健康和衛生條件在公元300年有了較大改進，後來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再次發展到這一水平。羅馬浩大的引水系統大排水渠（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六世紀開始動工，發揮著現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國的許多地方都有這類工程。在公元79年被維蘇威火山爆發毀掉的龐培和赫庫蘭尼姆廢墟上，人們發現了一個連接各噴水櫃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統。約在公元70年衛伯鄉皇帝統治時，在羅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硬池的建築，人們進去要付一點錢。與之相比，倫敦直到1851年大博覽會時才有公共廁所。這年，在貝德福街為女士、在艦隊街為男士作為嘗試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費為「如廁」（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條熱毛巾4便士，建造費用花了680鎊。盡管這些廁所離海德公園的博覽會有段距離，但在5個月內上廁所的收費就有 2,470鎊。
清潔依靠足夠的水供應。羅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條將潔淨水送進城中的水道。在公元紀年開始時有6條水道，到100年後有10條水道，每天供應 2.5億加侖的水。公共浴場用去其中一半的水，剩下的供應200萬居民，每人50加侖。這一數量是今天倫敦或紐約一個市民的用水量。1954年，這些水道中的4條得到維修，被用來滿足現代羅馬的需要。卡拉卡拉時的浴場從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後戴克里先時建的浴場房間超過 3,000個。這些浴場很像現代的桑拿浴室，伴隨著羅馬文明的滲透而傳播，有些地方因其溫泉或礦泉水的治療功效而聞名。有幾個地方如英國的巴思和德國的威思巴，今天仍以療養溫泉享有盛名。
巨大的羅馬城雜亂無章地發展成為街道曲折、狹窄的房屋骯髒的城區，其中幾乎有2/3在尼祿統治時被大火燒毀。比1666年大火後的倫敦幸運的是，羅馬按照一個傑出的計畫被重建為一座有著筆直、寬敞的街道和寬闊廣場的城市。市政官監督公共道路的清潔工作，他們還負責控制食物供應，制訂條規確保易腐食物的新鮮和優質。其他有關公共衛生的規定還有禁止在城牆內掩埋死者，這就使羅馬人普遍採用更衛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傳播肉體復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時，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與中世紀的巴黎或十八世紀的維也納相比，在潔淨、衛生和供水方面，羅馬與二十世紀的倫敦和紐約更為相似。羅馬人是第一個大規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們或許是通過痛苦的親身經歷，很快就認識到，沒有潔淨水的供應、清潔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統，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個公元一世紀的羅馬人會無法容忍一個十七世紀的倫敦人的生活條件，但他們有一點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羅馬水道中流淌的看來是潔淨的人，假如恰巧來自一個汙染的水源，那麼羅馬人就會與從混濁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倫敦人冒同樣的風險。在羅馬帝國漫長的遭受瘟疫肆虐的衰敗年代，這種缺乏基本知識的狀況使其出色的有關衛生的措施全然無效。
可以把羅馬想像為坐在網中央的一隻臃腫的蜘蛛。在羅馬擴張的鼎盛時期，這具網從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蘇格蘭邊境，又從東面的裏海和波斯灣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瀕臨海洋，南面和東面臨近廣闊的未知大陸，在那裡居住著不太開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亞洲的野蠻部落。在遠方，印度和中國的文明處在熹微不明的影跡之中，漫長的陸上邊境由駐在戰略要地的駐軍控制。如同蛛網細絲反轉回去，從這些邊境駐地經軍團修築的筆直的道路，從非洲和埃及經海路，條條路徑都通向羅馬。
災難也就因此而生。在廣闊的偏僻地區隱藏著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區的軍隊也遭到當地居民的進攻，他們或乘船或通過陸路調遣，這些路是為人們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過著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卻沒有最起碼的防治傳染病的手段。假如相關的環境是這樣，強國羅馬最後一個世紀的歷史成為一個有關瘟疫的漫長故事也就不足為奇。
安東尼疫病
在公元前一世紀，一種異常危險的瘧疾似乎在羅馬附近的低濕地區流行，並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後不久造成大流行。傳染範圍好像侷限在義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羅馬的蔬菜供應地坎帕尼亞死了許多人，整個地區都被拋荒，成為名聲不佳的瘧疾流行區，直到十九世紀末情況才有所改觀。
雖然同樣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為瘧疾，一度在整個被征服地區出生率不斷上升時，義大利─羅馬人胎兒的存活比率卻在急劇下降。而且，因難以治療的瘧疾引起了人們身體長時間患病和虛弱，縮短了人的壽命，使得國力衰退。到四世紀，有強大戰鬥力的軍團不再由義大利人組成，不單是士兵，連軍官也來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瘧疾而不是傳說的從東方進口的墮落奢侈品，造成了羅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現象。
瘧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個危險卻來自遙遠的東方。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飢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們壓迫居住在歐亞大陸中部的阿蘭人的日耳曼部落、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發動了一場不留情的西遷運動，最終覆滅了羅馬，將帝國分解為一批相互征戰的國家。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種他們不知道的歐洲疾病。451－452年間，在阿提拉率領下，他們向西遠達高盧和北義大利，但在入侵羅馬城前就退了回來，其原因顯然是遇到了傳染疾病而不是防禦戰事。
安東尼疫病，有時又稱蓋倫醫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帝盧西烏斯·維魯斯駐紮在帝國東部邊境的軍隊中流行。在兩年中，這一疾病侷限於東方，給阿維狄烏斯·克勞狄指揮的一支軍隊造成極大破壞，這支軍隊是被派去鎮壓敘利亞的一次叛亂的。這種傳染病隨著這支軍團傳回來，傳遍了鄉村，166年傳到羅馬。很快它又波及到已知世界的各個部分，使得死亡人數如此之多，以致從羅馬和其他城市中不斷運出一車車屍體。
這次天災很著名，因為它使羅馬的防禦線出現了最早的裂縫。羅馬帝國直到161年一直在繼續擴張並確保其邊境。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進攻義大利東北部屏障。畏懼以及渙散使得羅馬軍隊在8年內都沒有反擊。169年，一支強大的羅馬軍隊被派出去對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但看來是軍團帶來的疾病起了作用，因為許多死在戰場上的日耳曼人未被發現身上有傷。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後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人是高貴的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絕看兒子以免兒子也得病。這一瘟疫在短時間的緩解後，189年再次發作。這場病的第二次流行範圍沒有那麼廣，但對羅馬城影響更烈，在高峰時一天就死了2,000多人。
醫生蓋倫的名字與164～189年瘟疫相連不僅是因為他躲過了這場瘟疫，還因為他留下了對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狀是發高燒，嘴和喉嚨發炎，口渴異常並且腹瀉。蓋倫還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乾燥的，有些化了膿。他推測許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這些地方與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無疑疾病源自東方並且使人的皮膚化膿，這就使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種病是天花流行的最早記錄。
一種觀點認為，因為惡性的天花疫病出現在蒙古，這種病迫使匈奴人西遷，傳給日耳曼部落，再傳染給羅馬人。但與這一觀點不合的是，後來羅馬人發病的後期症狀與十六到十九世紀歐洲人得天花的後期症狀毫無相似之處。但正如我們要在後面的一些章節中看到的，一種疾病第一次出現的形式和過程常與人們熟知的這種病大為不同。
西普里安瘟疫
從189年起直至250年前，沒有再發生任何一種嚴重的「瘟疫」。到250年出現了無疑改變了西歐歷史進程的「西普里安」大瘟疫，不過這種傳染病的病因不明。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描述了其症狀：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及潰爛、高燒熱得燙手、手腳潰爛或是生了壞疽。另一種描述說，這種病很快就發遍全身，並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沒有人提到出皮疹，除非從「迅速傳偏全身」這樣的字句中推測其有明顯的體徵。與雅典的瘟疫一樣，其起源地據說也來自埃塞俄比亞，從那裡經過被當作羅馬糧倉的埃及和羅馬在北非的殖民地傳來。在這方面，西普里安瘟疫頗像125年的奧羅西烏斯瘟疫，後者是飢荒─瘟疫接踵而來的一個例證，在其之前先爆發了一場毀了北非穀地的蝗災。西普里安提到，手腳壞疽讓人想到可能是因為麥角中毒病。麥角中毒流行是由吃了被麥角真菌感染的黑麥做成的麵包引起的，這肯定會經常發生，但很少有材料表明，黑麥這種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穀物在羅馬被大量地用來做麵包。西普里安瘟疫傳播範圍很廣且延續時間長，也使這種看法站不住腳。保險一點的做法，是讓這種病的病因存疑。
西普里安瘟疫很像1918-1919年間大流行的「西班牙感冒」；也就是它影響了已知西方世界的各個地區。它迅速蔓延，不僅靠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還靠病人穿過的衣服和用過的東西傳播。先是出現一場災難，繼之緩和下來，然後又來了一場同樣猛烈的疫病。其傳播有季節上的變化，秋季開始爆發，延續整個冬天和春天，到夏季熱天來臨時漸漸退去：這一往復變化表明這種病是斑疹傷寒。據說死亡率超過以前有記載的任何瘟疫，被傳染的死者數目超過得病倖存的人。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階段延續了16年，在此期間引起了極大恐慌。成千上萬人逃離農村湧入城市，這又導致瘟疫再次爆發，大批農田被廢棄；有些人甚至認為連人類都有可能無法生存下來。
盡管在東部邊境的美索不達米亞和高盧有戰事，羅馬帝國仍然克服了這場災難，但到275年羅馬軍團被迫從特蘭西瓦尼亞和黑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萊茵河。形勢看來是這樣危險，以奧雷連皇帝決定加強羅馬城自身的防守。
很有可能，這種傳染病在猖獗階段過後還一直存在，但不是那麼嚴重。在以後的300年間，當羅馬在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壓力下逐漸崩潰時，一種類似的瘟疫一再出現。在黑暗降臨羅馬以及強大的羅馬帝國解體時，疾病的跡象漸漸變得更加模糊不清，變為總是在講述戰爭、飢荒和疾病。日耳曼民族湧入義大利和高盧，並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西班牙，甚至還進入了北非。在北非，480年的一場瘟疫削弱了汪達爾人，使他們無法抗擊後來摩爾人發動的一次入侵。有傳言說，467年在羅馬以及455年在維也納附近都死了很多人。
讓人特別感興趣的是444年在英國的一次天災，這顯然是某次瘟疫大流行的一部分，對盎格魯一薩克森人的歷史有很大影響。按照比德的記述，英國死亡人數之多，使得沒有足夠的健康人來掩埋死者。這場瘟疫使羅馬裔不列顛酋長沃蒂根的軍隊受到嚴重削弱，使得他不能對付蠻族皮克特人和蘇格人的入侵。傳說在與手下的酋長們商量之後，沃蒂根決定向449年到達的薩克森人尋求幫助，在他們的首領亨吉斯特和霍薩指揮下用他們當雇佣軍。可能確實有一場傳染病削弱了不列顛人，使得薩克森人得以成功進入。
查士丁尼瘟疫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羅馬帝國出現在東方。公元前一世紀小亞細亞併入羅馬。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建立了東都。連為一體的東部和西部帝國維持了約150年。然後，西羅馬帝國解體，但東部的拜占庭帝國一直延續到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拉丁軍隊推翻。在六世紀期間，查士丁尼這位或許是拜占庭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幾乎就要成功地將恢復羅馬、合併舊日帝國的兩部分的理想變成現實。
532年，他對西方發動了一次進攻。查士丁尼奪回了迦太基和大部分的北非沿海地區，重新攻占了西西里並渡海進入義大利本土。那不勒斯落入他的將軍貝利撒留手中，帝國軍隊還攻占了不設防的羅馬以及義大利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區。540年，日耳曼人的抵抗看來已被粉碎。在征服了部分西班牙後，查士丁尼制訂了大膽的計畫，要去征服高盧甚至去征服不列顛。
他的勝利沒有延續下去，摩爾人把拜占庭人趕出了他們新獲得的大部分非洲沿海地區。541年，年輕傑出的哥特人首領托提拉重新攻占了義大利部分地區。托提拉願意與查士丁尼媾和，但拜占庭皇帝卻決心重新征服所有地區。艱苦的戰事又延續了11年，羅馬被圍攻了5次。在其中一次圍城戰中，哥特人為迫使對方投降，切斷了水道。中世紀骯髒和邋遢的生活習俗部分地與這次行動有關，因為有著壯麗建築和歷史聲望的羅馬從來也沒有完全失去它對歐洲人生活方式的影響。假如羅馬依然發揮這一作用，大量供應潔淨水，其他歐洲城市也會以它為榜樣。
查士丁尼統治時應該是帝國的輝煌時期。他用一連串設防的城堡和碉樓環繞在屬地四周，還建造了許多宏偉的建築，包括聖索菲亞大教堂。他的法典收錄了古代羅馬的法典，構成了以後許多世紀中歐洲制的基礎。他還徵召了由名將貝利撒留和納西斯指揮、受過良好訓練的軍隊。然而在他的長期統治時期，匈奴人幾乎攻下他的首都，斯拉夫人攻占了阿德里安堡，波斯人洗劫了安條克。他的統治開始時處於極度的榮耀之中，之後慢慢衰敗了。當查士丁尼83歲去世時，他留下了一個比他 527年登基時要貧困衰落得多的帝國。540年，就在他獲得最大成功的那一年，一個比哥特人或汪達爾人更加可怕的敵人來到他身邊。
查士丁尼瘟疫是曾襲擊過世人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從查士丁尼統治時的書吏或檔案官普羅科匹阿斯所寫的敘述中，我們知道了一些它的情況。最早被記錄的病例出現在下埃及的佩盧西烏姆，瘟疫從那裡傳遍埃及，還傳到巴勒斯坦，顯然再從這裡傳到已知世界的其他地區。542年春天，君士坦丁堡開始流行瘟疫。死亡率起初不高，但在夏季來臨時迅速升高到每天死亡大約1萬人。挖墳坑不可能有這麼快，所以只好把堡塔的頂掀掉，在塔裡放滿屍體再蓋上頂。船上也裝滿死者，開到海上扔掉。
這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正確使用「瘟疫」一詞，因為這種病無疑就是腺鼠疫。患者突發高燒，頭一兩天內在腹股溝或腋窩出現典型的淋巴結腺狀腫塊。許多病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其他病人則發展為高度的癲狂，他們看到幻影並聽到預示死亡的聲音。有時淋巴結潰爛為膿瘡，病人在極度痛苦中死去。死亡通常發生在得病的第五天，或許還會早些，但有時會拖延一兩個星期。醫生不能判斷哪個病例的病情不重，哪個病例必然會死，因為不知道治療方法，他們對此也無能為力。到這場瘟疫結束時，40%的君士坦丁堡居民都死了，普羅科匹阿斯談到引人注意的兩點。第一，這場瘟疫總是先起於沿海地區，再傳播到內陸。第二，與預料的情況不同，醫生和照料病人、抬出死者的護理人員似乎並不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病。
瘟疫不斷地反複發作，大約一直延續到590年。它沒有放過任何城鎮或是村莊，即使是最偏遠的居住區。假如有一個地區慶幸自己逃脫了，瘟疫肯定會在適當時間出現。西普里安瘟疫發病的程度有季節的高低，一般是在冬季到達高峰。查士丁尼瘟疫也有季節性的變化，在盛夏死人最多。許多城市和村莊被毀壞或是放棄，土地荒蕪。恐慌使整個帝國陷入混亂。吉本記述道，各地農村從未恢復到以前的人口密度。普羅科匹阿斯從許多有關瘟疫的記錄中注意到，在一次天災爆發期間以及以後出現的墮落和淫亂中，只有最邪惡的人活了下來。
傳染病對羅馬覆滅以及阻礙查士丁尼的事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還有待研究。無法治癒的傳染病對任何人都沒有偏私，不加區別地折磨很有教養的人和沒有教養的人。城市居民要比農村人冒的風險大；遇到致命的傳染病，一個緊密結合的組織要比一個鬆散的聯合更快瓦解。最重要的是，生活舒適的人要比了解生活艱辛的人更有可能喪失勇氣。因此，儘管瘟疫肯定嚴重影響了野蠻部落的戰鬥意志，但其對羅馬人和拜占庭人生活的影響要大得多。我們在考慮帝國衰落過程中打擊帝國的瘟疫的可怕後果時，可不必去注意導致災難的更重要的原因方面。
疾病改寫基督教及醫學的發展史？
除了毀滅了羅馬帝國以外，瘟疫的流行還產生了兩個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尚未得到廣泛認可。首先，假如羅馬帝國不是在基督誕生後的一些年中受到無法治癒的疾病的打擊，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形式。再者，假如醫學不是落入基督教會的控制之下，那麼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一千年間的醫學史就會完全不一樣。為了理解這些事，我們需要回溯到歐洲文明的開端，那時祭司和醫生是同一個人。
希臘的魔法、科學
在希臘傳說中的早期歲月，阿波羅神殺死了一條毒蛇，蛇是疾病的一種象徵。因為這一行動，阿波羅被看作是健康之神，但他同時也是瘟疫的傳播者，用箭把疾病傳給世人。所以人們必須不僅要崇拜他，也要安撫他。阿波羅把他有關治病能力的秘訣傳給了半人半馬的客戎（Chiron），客戎又把這些知識教給了埃斯科拉庇俄斯。後者可能又與公元前1250年一個給人治病的人混淆不清，因此而被尊為神，在古希臘各地的廟中受到供奉。
對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崇拜不斷發展成為一種廟眠儀式（templesleep）。病人給治療之神獻上祭品，並以沐浴來淨身。然後他再在一條露天長廊中躺下睡覺，埃拉庇俄斯會出現在他的夢中指點他，或者是神的聖蛇會來舔他的患處為其治病。在未來的歲月中，神奇的廟眠還被加上了實際的療法，如鍛鍊、食療、按摩和洗浴。許多病人在廟中待上幾周或幾年，很像十九世紀的「水療」療法。治療無疑在兩個方面都是同樣成功的。
希臘人創造了「科學的方法」。畢達哥拉斯（公平前530年左右）是數學之父，但他也建立了一套醫學體系。他的學生闡述了四元素（土、氣、火和水）理論，並提出了有關呼吸、視覺、聽覺和大腦作用的理論。他們的教學內容被記述在科斯（Cos，古希臘小亞細亞的一個島嶼，此地以有名醫墓──譯者注）醫生或「科斯學派」編的文集中。被稱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前377年）傳說是這一學派的創立者。《希波克拉底文集》從元素理論中發展氣質理論，並趨向於否定疾病是神做出的一種懲罰的說法。
到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希臘醫學不再僅僅是魔法，開始有了理性的基礎，但這種「科學的方法」對實際做法有多大影響顯然仍有爭議。科斯學派不會僅僅是理論家，因為他們記述了已被確定的疾病以及對症治療的效果。但埃斯科拉庇俄斯崇拜肯定在整個希波克拉底時代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偉大的醫生以其是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直系後代享有盛名。所謂「科斯學派」很可能僅是一個醫生團體而不是一個教學組織，他們的理論不大可能廣泛傳播，產生多少直接的影響。
羅馬的奴隸醫生
在羅馬醫學史上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按照老普林尼的說法，羅馬人有6,000年沒有醫生也過得很好。那裡只有一種治病方法，一家之長用民間療法或是向特定的神獻祭來給家人治病。阿波羅和埃斯科拉庇俄斯都有其崇拜者，羅馬還向世界各國求助神靈，公民們承認不少地方小神，其中許多與疾病或身體功能有關。神的數目是這樣多，以致羅馬人對身體各個部位和各種疾病都有一個特定的神，每個神都以他或她特定、恰當的儀式來安撫。這就使醫生碰到的問題要比今天簡單得多。假如治療不起作用，那就是求錯了神或是儀式不對頭。
行醫是有損羅馬公民尊嚴的，因羅馬早期的醫生是希臘血統的奴隸。大約在公元前220年，其中一人阿卡加索（Archagathus）出現在羅馬。其他許多人也步他的後塵，他們感興趣的是金錢而不是病人的幸福。尤利烏斯．凱撒給了這些奴隸醫生自由，他們的地位在奧古斯都統治時得到改善，但據說行醫權仍控制在外邦人手中。當大瘟疫襲擊羅馬時，公民們只能去求古代的神或是希臘的醫生。顯然兩者都沒有效果，因此羅馬人向別處尋求幫助就並不奇怪了。
因為與外國有接觸，帝國中囊括了許多民族，羅馬庇護並容忍了眾多宗教。羅馬不但有自己國內的神，而且還尊重來自希臘和東方的神。比如，在軍團中最常見的神密特拉就來自印度或是波斯。在被征服的民族中，猶太人的宗教很有影響力。不大的猶太社區分布在整個地中海沿海地區，在公元66年戰爭引起的大流散之後，猶太社區的數目大大增加。
這些猶太社區以其道德法則著稱，他們買賣公平，樂善好施，關心病人、窮人。許多非猶太人都發現自己被他們的生活方式吸引，但討厭他們像割禮、拒吃做祭品的肉這樣的具體做法。比較自由的猶太社區接受非猶太人，不堅持要他們遵守這些習慣。他們被允許進猶太教堂，組成被稱為「敬神者」的外圍層。最早的基督教傳教士包括使徒保羅在內最初都是由「敬神者」改教的，正是從這些猶太教外圍的教眾中，羅馬帝國的基督教開始建立起來。這就是為什麼當皇帝強調他們自己獨特的神時，一神教的猶太人和基督徒被看作是一回事而遭受迫害。
基督的再生傳奇
在公元一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基督的親近門徒都還活著，以口頭傳播他的故事。最終基督教教義的基本類型在教義和聖經新約中開始得到總結。《福音書》中記載了一些「奇蹟」。其中20件奇蹟被聖路加記載下來。分析表明，其中只有3件與醫學無關。其餘的4件是驅逐汙鬼，2件是死者復生，11件是疾病或殘疾得到治療。另外，路加還明確寫道：「他把12人召集到一起，給他們戰勝一切惡魔、治癒疾病的力量和權柄。」後來這一權柄又傳給了70門徒。藉此，基督把帶有神性的治療力量授給了他的信徒。
正如我們看到的，公元二世紀是傳染病流行的時代。對那些極度恐慌的受害者來說，基督教給予他們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條中都找不到的希望，允諾人死後肉體能夠復生，還有保證給予真誠悔改的罪人以永久的喜樂。可能更重要的是，基督的奇蹟以及授予門徒的神奇力量代表神最真誠的干預，能夠治癒疾病甚至戰勝死亡。因而，在多次瘟疫流行時，專門的行醫布道促進了基督教會的發展。到三世紀中期，分散的小基督教社團合併為一個固定教會，西普里安瘟疫以及西普里安的說教大大加快了這一過程。在各個有饑荒、地震或瘟疫爆發的時代，改教的人特別多。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的高峰時期，西普里安和與他在一起的教士們在北非每天為多達2、300人洗禮。
人們就這樣形成了對治病者基督的崇拜，戴克里先在三世紀後期鎮壓基督教失敗，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以皇帝的名義允許基督教存在。四世紀末，狄奧多西在頒布法律禁止信仰異教後，將基督教定為帝國的官方宗教。行醫的權力落入教會手中，在拜占庭皇帝統治時，教士與醫生成為一回事。繼猶太人之後由基督徒來照料病人。護理病人成為基督徒的七種義務之一。在社區承擔這樣的職責時，教會施藥所成為它生活中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早期的教會和早期的醫院都按同樣的規劃設計：有一個中心聖壇，再有兩個或四個通向聖壇的殿堂或病房，還有許多小的側廳病室或壁龕，每個都由一個聖徒資助。醫院的治療由教士來做，並得到俗家兄弟姐妹的幫助，所有人差不多都是靠訴諸超自然力量來對付疾病。
拜占庭和中世紀的「醫生」的看法與近代基督教科學家的看法基本一致：疾病是因背離基督徒純潔生活的罪孽所致。如果神決定治病時，治療是通過行神蹟的干預進行的，但治療並不是只由神單獨來做。就像羅馬早期異教的神干預治病一樣，基督教會的小神或聖徒也可被請來行奇蹟。實際上，許多神和早期基督教聖徒都是一回事，有些連名字都幾乎沒改。就這樣，羅馬的寒熱女神費布瑞斯（Febris）成了基督徒聖費布羅尼亞（Febronia），其他的神則與基督教死亡、復活以及再死有關。「醫學」聖徒科斯馬士（Cosmas）和達米安（Damian）是這種叫法的著名代表。他們被看作是移植手術的提倡者，因為他們成功地為一個人接上一條新腿以代替傷腿。人們指控他們在行巫術，用石頭砸死他們，但他們又奇蹟般地復活了，只是在被殺頭之後才再次死去。
雖然現在被看作是神話，有關聖塞巴斯蒂安的傳說仍讓人特別感興趣。據說他指揮著戴克里先皇帝的一隊近衛軍，但他也秘密地成為一個基督徒。他讓其他人也改信基督教，其中包括兩個年輕貴族，馬可和馬塞林努斯。這兩個年輕人受到指控，在被折磨後坦白。他們被判處死刑，其父母懇求他們放棄信仰，但塞巴斯蒂安卻在堅定他們的信仰。在這樣的堅定信念影響下，看守他們的衛兵和審判他們的法官都在後來改信了基督教，並都被處死。戴克里先本人要塞巴斯蒂安放棄信仰，遭到拒絕，於是就判決將他用箭射死。在受刑、被棄後，塞巴斯蒂被那兩個年輕人的母親艾琳發現，照料他恢復了健康。盡管有人懇求他離開羅馬，塞巴斯蒂安仍守在城門，請求戴克里先饒過他的基督徒夥伴的性命。戴克里先下令把他送到鬥獸場用鞭子抽死。他的屍體經大排水渠流出，但在被人發現後，把他埋在地下墓穴裡。聖塞巴斯蒂安教堂就在那個位置。
將聖塞巴斯蒂安作為控制傳染病的神來崇拜大約始於680年，他最早的形象是一個蓄鬚老人，身著盛裝，斗篷的夾縫擋住了一枝箭。在後來的圖中則把他畫成一個儀表堂堂的年輕人，除了腰布外全身赤裸。畫中經常出現有一枝箭射穿了他的腹股溝，以暗示鼠疫。由此可以推斷塞巴斯蒂安與美貌的阿波羅已是一致的了，都同樣有箭的象徵。阿波羅的箭帶來了疾病，而塞巴斯蒂安的箭則表明他逃過了疾病。因此作為一個奇蹟般擋住疾病之箭的人，聖塞巴斯蒂安有力量保護其他遭受疾病攻擊的人們，並讓他們康復。
有關他的傳說表明，基督教治病的方法是從希臘─羅馬的做法中學來的。向神獻祭變成了對聖者的還願奉獻。廟眠還沒有什麼改變，但熱心這樣做的人祈願在夢中出現的是治病的聖者。淨身儀式仍是基督教治療方法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但也隨之從對人有益的清潔身體蛻變為一種撒「聖水」的儀式。這一習俗在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會中還能見到。一種不大引人注意的變化是古代的收放（binding and loosing）療法。這原本與作為生育保護神的卡爾納女神有關。在羅馬時代，收放療法包括按摩和人工催眠。基督教士了這種儀式，但把它改為將手平放。現在它仍被那些自稱「精神治療者」的人採用。
於是，對治病者基督的崇拜也就成了早期教會的基本工作和信仰。顯然，把耶穌基督尊為是一種醫學新體系的最偉大、最成功的建立者沒有什麼褻瀆他之處。他的門徒更多的是精神和信仰治療者而不是醫生。在一千年內，他們主要依靠超自然的干預，只是在次要方面依靠塵世的療法。這種治療大多顯然是魔法：吞下祈禱文或聖骨碎片、悔罪、齋戒和還願奉獻。不過這在具有心理醫學堅實基礎的同時，也還有醫學理論、解剖學和草藥治療的理性基礎。
如果基督是基督教醫學學派的奠基者，那麼蓋倫就是這一學派公認的權威和不容挑戰的導師。這樣說有些奇怪，因為他不是一個基督徒，盡管看來他維護基督教並贊同一神教，而不贊同羅馬眾神中的主神。蓋倫129年生於小亞細亞的佩爾加莫斯，他先被任命為給城裡角鬥士治病的外科醫生。後來移居羅馬，他在那裡行醫並教授醫學，從事科學實驗，還寫了一大批「書」。據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瘟疫流行期間，他逃離了羅馬，但馬可·奧略留把他召回了羅馬，216年他在羅馬去世。作為一個有能力的學究式教師，他享有盛譽且聲名久遠，在醫學思想傳之後人方面一點也不亞於希波克拉底。在解剖學和生理學方面，他都取得了許多進展，但他也用大量有害無效的療法糟蹋了以前較為簡單的草藥療法。於是出現了荒唐的合劑，經常內含多達50味藥，由此人們很不公正地記住了中世紀的行醫者。
在差不多1,200年間，以致整個中世紀時期，希臘醫學的燈火在分散的寺院和那些文化小島上閃爍，這些文化小島成功地抵制住了羅馬帝國覆滅後的普遍的衰退。在地中海另一側的亞歷山大里亞，所謂的阿拉伯醫師學派給醫學技術增添了一些內容，這些醫生中許多人是猶太人和基督徒。他們也向基督的門徒學習，因為他們承認自己的知識來自於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主教聶斯托利（Nestorius，此處似有誤，聶斯托利應是駐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譯者注）的會眾，431年聶斯托利被當作異端流放。阿拉伯人尊敬蓋倫，但他們比基督徒更自由，質疑、試驗並改造了蓋倫的理論。最終這兩個學派合二為一，但這一合併是在十五世紀初文藝復興引起思想方法大解放時才完成的。到這時，教會對醫學的統治開始讓人感到壓抑，蓋倫的影響已大為減損，以致對他的權威提出疑問不再被視為異端。
（本文摘錄自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一書，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遠地難逢侶，閑人且獨行。
故交音訊少，歸夢往來頻。
學問攻方苦，篇章興太清。
風簾半鈎落，秋月滿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