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
陈独秀与瞿秋白，二人既是旷世的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他们的人生，本应属于讲堂和书斋，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 本书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此外，本书还附珍贵历史图片200幅。
目录：
序言 陈独秀与瞿秋白
上篇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一章 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三、到工人中去
四、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五、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六、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
七、帮助建立广东党组织
第二章 向昨天告别
一、新文化陈营四分五裂
二、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三、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四、向广东旧势力宣战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二、与马林的冲突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
第四章 推动国共合作
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二、“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五、领导“五卅”运动
第五章 家庭与爱情
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二、父子情“薄”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四、神秘的情人
五、恋爱与革命
第六章 右倾与辉煌
一、“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二、反对北伐风波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四、书生难敌流氓
第七章 彷徨中的牺牲者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二、国际企图中途换马
三、请辞总书记职务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第八章 误入迷途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三、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四、众人皆醉伊独醒
五、被开除出党
第九章 爱国情殷苦支撑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第十章 筚路蓝缕暮年行
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二、期望再展宏图
三、“最后见解”是非多
下篇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领导层
一、青年革命家
二、鲍罗廷的助手
三、筹办上海大学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
六、“秋之白华”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
第十二章 国民革命大潮中
一、驳斥右派谬论
二、抱病著新书
三、力争革命领导权
四、支持毛泽东
五、不怕“皇帝”斩首
六、退让，还是进攻
第十三章 书生非帅才
一、庐山行与南昌起义
二、“八七”会议当领袖
三、铸成盲动错误
四、《布尔塞维克》
第十四章 重旅莫斯科
一、主持中共六大
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三、殷殷父女情
四、哀思战友们
五、中山大学风潮(上)
六、中山大学风潮(下)
第十五章 横遭贬谪
一、结束李立三的冒险
二、“调和主义”帽子
三、清贫的谪居生活
四、左联的指导者
第十六章 人生一知己
一、“没有见面就这样亲密”
二、初访鲁迅与鲁迅回访
三、避难于鲁迅家
四、圣洁的友谊
第十七章 耕耘文学园地
一、革命文艺理论家
二、杂文创作和文艺论战
三、大众文艺倡导者
四、语言文字改革家
第十八章 再度被贬谪
一、残酷斗争的对象
二、午夜的诀别
三、教育人民委员
四、主编《红色中华》
五、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第十九章 “英德纳雄纳尔”
一、被甩掉的人
二、上杭县牢狱
三、灵魂与躯壳
四、并非多余的话
五、超越生死关
六、临难更从容
七、百世流芳华
序言 陈独秀与瞿秋白
唐宝林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而且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曾经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并一起共事5年多，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为早年共产党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继之，又都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迫害；最后，都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一个面对枪口，大义凛然，英勇牺牲；一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饱尝囹圄之苦；都走了一条“书生从政”、曲折坎坷、悲剧下场的人生之路。
但是，由于二人年龄相差近20岁，入党前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及影响不同，形成的知识结构、思想修养、性格作风也不同，因此在共同领导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矛盾。本文就此试作一些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一条路线，两种倾向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例如，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日报》、《甲寅杂志》等；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过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报刊、“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团体，特别是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所有这些，使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化在他的血液中；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却在接受一点皮毛后，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无暇再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处于一知半解状态。实际上，他是在听信了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思想后，一厢情愿地接受列宁主义的。
与陈独秀相反，瞿秋白由于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优裕的少爷生活，后来却因破产突遭变故，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受到极大刺激，先后研究老庄和佛教，产生“避世”和“厌世”思想；当他接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投入“五四”运动时，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似乎已成强弩之末，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依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秋白所倾倒。所以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十分淡薄，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却由于他当时的特殊专长(俄文专修馆高材生)、爱好(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机遇(《晨报》馆派他到俄国实地考察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他成为我党早期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再加上他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这使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领导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陈独秀则有更多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为追求真理而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在他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尽管不断地被否定；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莫斯科还是党中央，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
1922年底，这两个有着不同思想修养和性格作风的人，在莫斯科第一次相遇。当时陈独秀是作为中共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瞿秋白在专门培养中国及远东各国的革命者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当助教和翻译，刚由张太雷介绍入党不久，临时调来大会工作，为陈独秀当翻译。当时，建党初期的干部纷纷离去：李汉俊因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而退党，李达也因故离沪去了长沙帮助毛泽东办自修大学，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不知下落。因此，陈独秀感到干部奇缺。他除了动员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莫斯科学习的大批干部回国外，在离开莫斯科时，也要瞿秋白与他一起回国工作。瞿同意了。
瞿秋白回国后，担任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复刊的《新青年》和新创刊的《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与政治机关报《向导》的编辑，还出任培养党的干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主任。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郑超麟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瞿秋白的印象以及他与陈独秀不同的气质：“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向我们介绍。……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是我们的理论家而”而“此时，陈独秀不过四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常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1]
1920-1921年，陈独秀主持筹建共产党时，决定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中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一大”通过了这样的纲领。第二年，在共产国际和远东会议的帮助下，陈独秀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段进行的观点：第一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段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只能进行“国民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共“二大”为此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两种革命的关系，如何对待和进行当前的国民革命，如何准备下一段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斯大林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因此，瞿秋白一回国就与陈独秀发生争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是一个目标、三个原则，目标是全力支持并帮助国民党推倒亲西方而对苏不友好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像土耳其亲苏的基马尔政府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当前还未及考虑。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的三个原则是：
一、国共合作不能动摇，因为他们认为国共两党都无力独自实现上述目标。为此，池们多次否定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同时也指示中共对公开反对国共合作政策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对于口头土拥护国共合作、实际上利用国共合作和苏联的支持来壮大自己的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反革命挑衅，则采取让步政策
二、革命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战争，为此，苏联把大量的资金和军火供给了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
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只能协助北伐战争而不能妨碍北伐战争，更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国际的领导，遵守这些目标和原则。至于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险，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争夺革命领导权等等，都要服从这些目标和原则。而且，他们又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共产党要争夺领导权，应该在国民党内部进行。
显然，从共产党的革命立场看，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这条路线，完全是右倾投降王义的路线，是让共产党做国民党苦力的路线。
陈独秀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革命应由资产阶级去领导，革命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工农民众只得到一些民主权利而已，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以客卿、助手、在野党的资格尽快“帮助”国民党把国民革命搞成功，但我们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准备下一段革命上。为此，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实际上对国民革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在具体策略上，有的适合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有的则根本对立，如：
一、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被共产国际否定后，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
二、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不做国民政府的官，彻底以“在野党”自居，并三令五申：凡参加了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
三、在4月初本人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形势压迫而被追去武汉前，陈独秀始终不答应广东区委及国际代表的要求，把党中央迁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和后来的武汉去。
四、反对依靠资产阶级和军阀军队进行的北伐战争，视其是为资产阶级和军阀争权夺地的“军事窗险”，没有任何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斯大林支持北伐，陈独秀反对无效。他能做的就是不把党的优秀干部派到北伐军中去，结果被认为是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成为他被斯大林当作替罪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坚持欧洲马充思主义传统的“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的革命方式。因此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各大城市组织工人的罢工和武装暴动上。这种思想似乎是重视工农运动、工农武装，但是由于到最后暴动时才需要武装，因此陈独秀虽然主张这种方式，平时却表现为轻视工农武装，而且，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当工农运动发展到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而国民党提出抗议时，陈独秀为了执行共产国际不使国共合作破裂的指示，又不得不抑制工农运动，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因此，陈独秀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基本上是违心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
实际上，当时年幼而没有经脸的中共党人，包括陈独秀在内，在十月革命式的革命被否定后，中国革命究竟怎么搞？心中都不清楚，处于摸索状况、而在这种清况下，斯大林派来了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大量的政治、军事代表，发表一系列决议、指示、训令，令他们的代表和中共必须执行。于是，陈独秀在整个犬革命过程中，始终处于否定自已的摸索、被迫服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指令的位置上。
结果大革命按照莫斯科的路线搞，到1927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共政变，发展到5、6月份，又陷入了失败危机。因为由于联共一直在政治、经济上大力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国民党此时十分壮大，蒋介石集团已经反共，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准备步其后尘，革命危在旦夕，莫斯科发来“紧急指示”，企图挽救革命：组织革命法庭和5万工农军队，审判反动军官，改造国民党领导机构，坚决讲行土地革命等。但又要求不破裂国共合作，土地革命还必须经过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党中央、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罗易都认为无法执行，于是作出决议，并由陈独秀答复莫斯科。结果，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就被指责为拒绝和违反国际指示而为失败承担责任。
瞿秋白从1923年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思想一开始，就不断撰写文稿，在许多方面提出与陈独秀不同的思想和王张。
瞿秋白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马列主义原著阐述的原理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实践经脸出发，研究中国国情后，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击阶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资产阶级尤甚，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无声阶级只有民主革命彻底胜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并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个革命。这个革命胜利时，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并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杜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无产阶级又必须联合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还必须掌握军队，发展工农武装。
在革命方式问题上，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进行北伐战争的方针，反对陈独秀简单搬用西方“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他在1926年4月写的一文中指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业、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阻梗，乡村里的战斗，即使胜利，也是局部性的；城市里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民众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主要依靠工农武装暴动，而“必须有正式革命军队之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的思想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及毛泽东思想总结的革命经验所证明。虽然当时还没有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是他已经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向杜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战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等等。
1927年2月，瞿秋白按照上述思想观点，写了一本长达7万6千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系统总结了几年来他与陈独秀思想路线的斗争，但是只点了紧紧追随陈独秀的党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的名，更不敢点出错误路线的根子在莫斯科。
综上所述，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实质上是迅速壮大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集团的路线，这是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使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陈独秀由于把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当前又只能进行这种革命，在阶级关系上，容易接受并执行斯大林的对资产阶级让步、给它当苦力的政策。同时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对军事北伐的消极，又反而成全了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路线。于是把革命领导权特别是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成了斯大林和陈独秀共同的轨迹。同时，由于二人都自欺欺人地把国民党视为国共两党和四个阶级联盟的党，因此他们在推行这条路线时自认为是应该的，而不认为是对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背叛。瞿秋白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斗争，应该争夺革命领导权；同时又坚决支持北伐和土地革命，坚决不退出国民党。这使他也成为国际路线的执行者，在大革命后期和失败之后成为陈独秀的替代者。
但是，二人虽然有以上差别，在那个时代，二人都必须服从并执行莫斯科的路线。这一点又是共同的！
二、不成熟的党与不成熟的领袖
由此可见，1923-1928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两种倾向．陈独秀代表右边，瞿秋白代表左边；但在大革命中，瞿秋白的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瞿秋白的正确思想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发生作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关键问题上，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思想路线有矛盾，他的主张不可能被采用。如对蒋介石右派集团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反共活动，斯大林主张退让，苏联提供的大量资金和武器装备，都给了国民党右派军队，壮大了右派的力量，从而使瞿秋白关于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不可能实现。1926年8, 9月份，瞿秋白曾作为中共代表去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然后向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表明瞿秋白当时已察觉蒋介石有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介石。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员，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因此，他要求对蒋介石提高警觉，积极防范；如果不预备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形势将“非常危险”。1927年4月初，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的阴谋。这时在苏联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将利用占领上海的时机叛变革命，并使革命失败的替告。可是，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托洛茨基的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再次强调“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他表示要继续执行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然后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但是，7天之后，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政变。
为此，在武汉4月18日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维经斯基十分惋惜地说：“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澈”，可是上海区委和陈独秀党中央没有重视。[2]
5月初，瞿秋白分析了“四一二”后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认为武汉地区的革命也在危机中，他着重指出大资产阶级已由惧怕工农运动发展到“公然反动”，“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军阀来镇压革命。”为此他主张赶快发动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来挽救革命。[3]可是斯大林却认为革命形势更好了，武汉成了“革命中心”，汪精卫等人是“左派领袖”；武汉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他以此证明此前由他和共产国际制定的陈独秀党中央执行的路线，一贯的“正确性”。[4]
第二，党处在幼年时期，不能识别正确路线和正确的领袖。虽然从1923年起，瞿秋白在一系列革命重大问题上就发表了与陈独秀不同的正确的意见，但不为全党所接受，相反，他却不断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挤。在中共“三大”上，瞿秋白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对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但是，在付印前，陈独秀作了三处修改，以偷运他的右倾思想。翟秋白在后来谈到此事时说：“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所以‘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杀。”。[5]
不久，彭述之从莫斯科回国，夺取了他的《新青年》主编的位置和本该属于他的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国民党“一大”后，瞿秋白留在广州，“在鲍罗廷指挥下代表共产党中央做种种活动，而中央并不同意这种活动”，于是“被中央严令召回上海来”，又在上海大学教点书，显得比较清闲，虽是党中央五人主席团之一，实际是被停职了。直到到“五卅”运动时，由于蔡和森（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总编辑）病发去北京西山疗养，彭述之也因病住进了医院。而形势的需要，又要办一份指导运动的日报，才让瞿秋自负责创办《热血日报》，并兼管《向导》。
中共“五大”时，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认识中，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已经暴露无遗，特别在与国际严重对立的反对北伐、坚持“宣传，组织，暴动”方针，不愿把党中央迁到广州、武汉与国民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等问题上，陈独秀自己也承认完全错了。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共产党在各大城市准备的武装暴动已经没有必要，杭州特别是上海的暴动虽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但是为人作嫁，果实白白送给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而上海工人还因此遭到了更大的屠杀。另一方面，瞿秋白的正确思想路线也强烈地对比出来，并在大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也在大会上散发；特别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还专门给莫斯科写了报告，系统批判了陈独秀及其支持者维经斯基的错误，肯定了瞿秋白的正确立场，认为应该撤换陈独秀，只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太高，看来还得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必须改组党中央。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霍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指陈独秀）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如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为此莫斯科的确派来了三个人进行考察处理，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又“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结果认为：能够替代陈独秀的三个人谭平山、瞿秋白和张国焘不相上下，而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仍然很高，因此以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物而劝说党员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6]
这种结果，除了国际于涉因素之外，主要是党的幼稚，不会选择自己的领袖造成的。瞿秋白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已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所以他当然服从组织决定，并在群众中维护陈独秀的威信。当时各地对‘五大”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反应很大，瞿秋白对秘书羊牧之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他还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7]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瞿秋白批判陈独秀错误时，总不点陈的名，而点彭述之的名。用宗派主义的观点看，说瞿是搞“清君侧”；从良知和人品上看，则是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表现。
第三，瞿秋白的思想以及性格、作风也有弱点。已如上述，搜秋白的思想基本正确，有些地方还十分深刻，但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的，没有配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因此可操作性不强，不能被广大的实际工作者所接受和重视．使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带上“纸上谈兵”的色彩。所以这样，一是因为鲍罗廷和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党中央执行的路线，不仅有一系列措施保障，而且具有组织命令的强制性，阻档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因为瞿秋白长期息病，体质衰弱，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更主要的是他在《多余的话》中自已检查的思想深处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使他放不下架子，深入到工农群众和其体的革命实践中去，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获得强大的生命和力t。他还检查自己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这种性格作风，使他不可能去为真理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是往往作无原则的让步。例如，按照他的思想，在蒋介石制透“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反共排共问题上，理应站在进行坚决斗争的一方，但是他却站到了强者国际的一方，认为“左派与共产党立时反攻的形势万不可能，因此采取让步政策是对的”[8]。
又如，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进攻，作出了全面退却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违背瞿秋白的一贯思想和主张的，后来他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也尖锐批评这个决议“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可是在通过这个决议案时瞿秋白是同意的，而且，据蔡和森说，还是陈独秀看了“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的。[9]这时国际仍要求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陈独秀认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就向中央提出辞职书；瞿秋白则表示，“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于是，这次会议后，陈独秀不再视事，中央工作实际由鲍罗廷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瞿秋白主特。
所以，按照瞿秋白在大革命中留下的大量文字来看，他的思想应当是与国际路线严重对抗的，但是，实际上他却被当时党内外视为最紧跟国际路线紧跟鲍罗廷的典型代表。所以，我们说他的思想比较正确，主要是从理论上来说的。
这种状况，再加上他后来受到王明路线打击后的心里委屈却忍气吞声的表现，说明瞿秋白不善于进行路线斗争。中国的旧道德中讲究忌讳，如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不能以下犯上。瞿秋白是遵守得很好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牺牲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内心的话”的那个长篇直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或麻痹自己。他自述这种情况从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中央政活局委员时就开始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超，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已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自然也就不怀疑。”
陈独秀比他强一些，敢于在共产国际面前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二人犯错误之后，国际要他们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乖乖地去了，陈独秀硬是顶着不去，说“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讨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但他又偏向另一极端，后来发展到搞派别活动，并与托派相结合，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以至被开除党籍。从这方看，二人也是不成熟的。因为能否正确进行党内路线斗争，也是衡量一个领袖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执行“独立自主的路线，但在批判错误时，不公开批到国际和斯大林，而只批评党内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这当然不是遵行什么“忌讳”的旧道德，而是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革命阵营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同时党中央又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党中央还说：“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0]另外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党免受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那样因触犯斯大林‘老子党”的“尊严”而受到的那种制裁，如毛泽东在1957年参加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会议时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卡德尔所说：“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已呢？”[11]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策略。
瞿秋白的思想还有一个弱点是有“左倾”的因素。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估计过重以及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民主革命胜利时“直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他的论述中十分明显。这个思想将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即夺取政权时，必然导致打倒和剥夺资产阶级，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八·七”会议后，他终于成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时，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广州起义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并不是偶然的。虽然这条路线来自国际，特别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但与陈独秀一样，他自已也的确有错误的思想倾向。
其实，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团结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在这个专政下，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完成。所以，托洛茨基在中国发生“四一二”事件后就提出共产党应该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与武汉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决裂。后来他还以广州起义为例，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
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明纳兹后来果真成了苏联的托派，被斯大林所镇压。陈独秀在广州起义时，曾致函瞿秋白党中央，批评当时采取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政纲”，与国际规定的不同，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但后来陈独秀自己接受了托洛茨菇的理论，转向托派，因而被党开除；瞿秋白则在其“左”倾错误被批判否定后，留在了党内。
所以，不成熟的党与不成熟的领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党还幼稚，不能选择正确的领袖；另一方面，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的英明领袖也的确没有产生。无论党的成熟还是领袖的成熟，都还需要长期的革命实践斗争的锻炼。
三、两个光明器落的人
由上可见，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心与行分裂的二元人物。自己有主见，却偏偏要按照别人的意志甚至于错误的路线办，此其一。其二，也是更深刻的，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自我解剖的那样，由于“形格势禁”和“历史的误会”，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是文学，却搞了政治；明明自己是一个留着中国“绅士”和“士大夫”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要去扮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明明自己是一个被严重的疾病折磨得十分脆弱的文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废物”，却要去做“政治领袖”，承担力不胜任的无比艰巨复杂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结果是如他自己所说，“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终于弄得他精疲力竭，“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精神上痛苦不堪。这种情况，虽然有的同志认为是瞿秋白严格解剖自己、过分否定自己的说法，但心行分裂的状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说陈独秀也是一个心行分裂的二元人物呢？大革命中的情况已如上述，他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另外，他也有类似《多余的话》那样的自白。在他被开除出党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曾生动地讲述了他在大革命中多次提议被否决的情况，结果每次都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晚年，他更是多次遗憾地否定自已一生奋斗的事业和信仰，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了；又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12]自然，造成这种“二无”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主观上来说，二人所以没有成为成熟的革命领袖，主要是没有认识和自觉努力地去改造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世界观，甚至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保护或放纵这种思想意识。瞿秋白直到临死前严格解剖自己时，才痛切地认识到这种士大夫意识是使自己心行分裂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认识到改造这种世界观的必要，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而陈独秀则至晚年才认识到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错误性，重新把民主（杜会主义）提高到人类奋斗的最高境界。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是守住了不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条线，但他也说了这样的话：“……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陈独秀在1920年筹建共产党时，因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真正的民主，才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一直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但是晚年，当他看到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滥杀无辜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动摇。他在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在另一封信中又说：“近作……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13]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脆弱的文人”，陈独秀也说过自己是一个“白发老书生”。看来二人始终保持普这种“书生”的本质，但这里也透出他们是两个光明磊落的人。陈独秀以上的文字及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只有这种“书生气”十足、心胸坦荡、为革命奋斗一生、革命还在失败之中而自已却在内外攻击之下弄得满身伤痕又不委过于他人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像王明那种用层层伪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不会写；像毛泽东那样的胜利者，也不会写。
两个人作为文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文学、文字学和文字改革）和被扭曲了的生活方式。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旗手，著有（中国文字拼音化草案》、《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实庵字说》及《小学（音韵学和文字学的古称）识字教本》等。但这些著作都是在他被强迫“逐出”政治和革命的时期即被撤职、被捕入狱和晚年被各派孤立、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环境中写的。虽然其中有些重要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版，但据专家鉴定，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瞿秋白也著有《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主张文字改革，也在被王明逐出革命后，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文稿。
除了“文人从政”、“书生革命”都有政治上的幼稚病及光明磊落之外，二人还有与此相关的几个共同点，如不搞阴谋诡计，不会整人，更不会害人，但也不会防人；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和失败，不搞文过饰非，更不嫁祸于人，等等。在大革命中和“八七”会议上，瞿秋白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这年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后，瞿秋白亲自去看望他。当时，虽然大家公认陈独秀犯有严重错误，并一再拒绝国际和中共中央要他去莫斯科的决定，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14]。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六大”时，有些人大肆活动，说陈独秀应该对大革命失败负责，瞿秋白最后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其实，瞿秋白和陈独秀政治上的不成熟，是由于当时党还没有实践经验决定的，谁也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和革命领袖。即便毛泽东在当时也是不成熟的，在“三大”上，他甚至比陈独秀走得更远。他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因此，“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对国民革命如此“悲观”的思想，连当时的马林也不能苟同。[15]所以，今天我们来评价陈独秀和瞿秋白，对于他们政治上的幼稚病及因此而犯的错误，是不应该苛求的；而他们对于革命所作的伟大贡献与光明磊落的品质，在党的历史上倒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由于在他们去世时，革命处于困难甚至于失败的状态中，因此他们对于自己否定过多，也认识不到自已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革命已经胜利的视角上，回过头去评价他们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谁能否认以后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不是建立在前人特别是陈独秀和瞿秋白的奋斗成果（不管是理论探索，还是实际工作；不管是成功与经验，还是失败与错误）的基础上的呢？毛泽东本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闻述革命理论时，无数次提到陈独秀和瞿秋白，就是最好的证明。
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综观二人的一生，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思想家。瞿秋白是很有素养的理论家，他那丰富的新民主主义和直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为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所发展，再现辉煌与错误。陈独秀的思想是不系统的，但常有闪光的预见。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普世性。
1995年4月东厂胡同
2008年 1月改定
注释：
[5]《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698页
[6]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德雷希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海燕出版社1947年版；《郑超麟回忆录》。
[7]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8]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10]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12]《实庵自传》、《敬告侨胞——为暹罗〈华侨日报〉作》，《陈独秀著作选》第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给郑学稼的信》，《S和H的信》，《陈独秀著作选》
[14]《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36、248、23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