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论坛

      今天，是周穆王西巡归来三千周年纪念日。
      公元前993年阴历十月，经历一年八个多月，跋涉三万五千余里的周穆王，驾八骏之乘，率六师之人，由中亚、新疆经内蒙、山西返回宗周。穆王十四年孟冬庚辰（十月二十一日）“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总结所经道路里程，宣告顺利返回。
      有必要再计算一下公元前993年到公元2008年，是多少周年？993＋2008－1=3000，是三千周年吧！2008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2008年阳历11月18日，亦即本文发表于《西岳论坛•戈辰随笔》之今日。
      熟悉先秦文献和先秦史研究的人们立即会提出三个大问题：一、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襄王墓的《穆天子传》是穆王西巡的实录还是小说家的编造？二、众所周知，中国古史确切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按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史载“自周王受命至穆王百年”（《晋书•束皙传》），穆王即位应为公元前946年，穆王十四年应为公元前933年。你说穆王十四年当公元前993年，有何依据？你不用“断代工程”的成果，有何理由？三、穆王西巡路线，近代学者争论不休；你凭什么说穆王返回由新疆经内蒙山西而不是经甘肃陕西或经青海甘肃返回宗周？
      关于第三点，正是笔者此次内蒙之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此刻我首先要告诉各位的是：正当我们乘坐的大巴在辽阔的戈壁滩上飞奔，从额济纳旗驰向贺兰山脉的时候，我坚信了自己此前得出的结论——整整三千年前，也正是阴历八九月间，穆王东归正是行进在我们所走的这片戈壁滩上！
      以下，本文分四段回答以上三个大问题；第二问实为两问，故用二三两段回答。

      一《穆天子传》是小说还是实录？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穆王其人。
      据《史记•周本纪》，穆王名叫姬满，是西周第五位天子，即位时已五十岁。其父昭王时，“王道微缺”。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整治百官，国政复宁；又因诸侯不睦，远人不服，乃命甫侯“作修刑辟”，名曰《甫刑》。穆王又曾以“不享”（不进贡）为借口西征犬戎，其实是为了“观兵”，即训练军队，炫耀武力；得了四条白狼、四条白鹿（实为犬戎之职贡）就回来了。由此观之，穆王是一个不安现状、很有作为的天子。据史迁说，“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如是，则穆王享年105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天子。
      据《史记•秦本纪》，秦人祖先善调训鸟兽，尝多为君王驯马驾车；“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又据《史记•赵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由此可见，史迁相信穆王曾西巡至西王母之邦，且羁留多时。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由此看来，穆王又是一个“超级驴友”，大旅行家，具有走遍天下的雄心。而且，他绝非一般“驴友”。他拥有当时最精良的车马和驭手，又是一个不安现状的君王；他的身份还决定了他的巡游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影响。
      穆天子西巡事，还见于《楚辞•天问》：“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巧梅，依王夫之解为“善御也”。）又《列子》有《周穆王篇》，所记与《穆天子传》略同。（《列子》，近代学者多以为东晋人伪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马达先生力证其为战国作品，可从。见《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由此可见穆王西巡，实为战国知识界之通识。
      笔者曾撰写《玉器与周人的社会生活》一文（发表于《人文杂志》1997年第五期），说明玉器在周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贵族的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无论日常装饰佩戴、丧葬辟邪巫术道具，还是王室祭祀祖先神灵、诸侯交往礼节仪式都离不了玉。中原最高统治者必定不遗余力地搜求玉料 。“目前发现的商周玉器，被专家鉴定为新疆和田玉质者不在少数。既然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交往已经可以遍及九州（可参看拙文《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二期；《细玉沟访古》紫禁城出版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2005年9月），拥有精良车辆和高超驯马技术的周人，当然完全可以西达昆仑；对于‘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的穆王来说，蕴藏着价值连城的美玉的昆仑山，对他能没有吸引力吗？反之，穆王不去西巡反倒令人不解了。”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七十余篇；其中有《纪年》十三篇，《穆天子传》五篇。
      《纪年》即后世所谓《竹书纪年》；其中有“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之语（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穆天子传》则是穆王西巡事件之详细记录，类似后世《起居注》。因其记载合于太史公所记，晋人信其为实录（见《晋书•束皙传》；又荀勖《上〈穆天子传〉序》，见严可均辑《全晋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将其列入史部《起居注》类。
      宋明以降，以批判眼光看待古书颇有成果；如《古文尚书》即被朱熹等人疑为后人伪作，至清代形成定论。《穆天子传》以其事情出于后世一般中原人意表，更见质疑。人们往往以点概面，强词夺理，或驰骋臆测，颠倒本末而不愿详考，认《穆传》为后人编造之小说而非西周实录。影响大者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将其归入“小说家”类，成为清代官方看法。
      然持不同看法者不在少数。明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纯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虽与《竹书纪年》、《逸周书》并出汲冢……独此书东迁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为伪书，殊可笑也！”近人顾实，积二十年之功，撰成《穆天子传西征讲疏》。顾实以竹书出土时规格证其绝非“小说”：“汉传六经古文，简长二尺四寸；诸子，八寸策。《竹书》、《穆传》简亦长二尺四寸，是知先秦人视经史故为崇高之大典。而清《四库》乃列《山经》、《穆传》於小说类，亦可谓妄矣！”经、史类简长二尺四寸，小说属诸子，简长八寸；《穆传》简长二尺四寸，绝非小说！此外，如洪颐煊、刘师培、岑仲勉等皆以《穆传》为可信史实。
      笔者在前贤基础上，对《山海经》、《穆天子传》认真推究，亦有新见；加之近年考古材料，特别是有关玉文化的资料，更加相信《穆传》之真。惜本文限于篇幅，难以展开论证。在此只想说明，对玉料的寻求曾极大地扩展了古人的地矿学、地理学知识，特别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往。玉文化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周人必定努力求取昆仑美玉；穆天子之西巡，实乃历史之必然。

二、说穆王十四年当公元前993年，有何依据？

      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始之共和元年换算，为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太史公为夏、商、西周（厉王以前）做了一个《三代世表》而不做《年表》，其原因，太史公曰：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孔子编写《春秋》，有准确纪年；他编辑《尚书》，没有确切纪年，这是夫子“疑则传疑”的慎重态度。史迁所见，武王伐纣之前，殷代诸侯，无年谱可循；西周以来，尚能见到不少谱牒年表，然因其互有乖异，不敢定确切年代，只好如孔子“疑则传疑”，取了慎重态度，自黄帝至于共和，作成《三代世表》。
      今日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希望“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真令人哭笑不得！
      史迁之后两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史家努力推究“共和”之前的确切纪年；据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也只希望能推到武王伐纣之年。
      西汉末年的刘歆精于历数；他据《太初历》及其掌握的“超辰纪年法”制订了所谓《三统历》；又据当时文献所能见到的有关伐纣天象、周初王年、月相、计日干支及《史记•鲁世家》所载西周时期鲁国国君在位年数等等，推出伐纣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见《汉书•律历志》及近人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出版，28—38页）其后千余年间，学者多依其说。
      刘歆的《三统历》是为王莽托古改制、篡汉立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表面上似乎圆通，实际上悖于天象”（见饶尚宽《古历论稿》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75页）。刘宋裴骃、唐僧一行即另推定武王伐纣相当于公元前1111年，近人董作宾亦用其说（参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版3-4页）。由《鲁世家》所记鲁公年代，从鲁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西周灭亡或真公十四年“厉王出奔彘”向前推，是很有希望解决问题的。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做这一工作；主要因为西周初年有关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伯禽就封几件事情的纪年，“古文咸不同乖异”，后人据这些乖异记载以及有关周王纪年的零星材料能得出多种克商年代。太史公取存疑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地下出土器物为西周王年提供更多的有确切纪年、月、月相、日干支的新材料和当代天文学家提供精确的先秦史历朔润表。
      二十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高度重视当时已能见到的许多出土器物铭文；他将出土铭文与传世史籍对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遗憾的是，王氏并不精通天文学，他相信并运用刘歆的《三统历》推求天象，以之与铜器铭文纪年、月、月相、日干支比照，总有几天误差，于是“悟”出了他的“月相四分说”或曰“月相非定点说”。
      这里有必要费点笔墨，讲解一下《三统历》的缺陷和所谓“月相”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即历法所谓“回归年”，其跨时365日5小时48分46秒；所谓“一月”就是月亮绕地球一周，周期是29.5306日，十二个月就是354日，比回归年少11.2422日；不到三年就得加一个月份，以便与阳历同步，这叫“置润”。夏商西周时期尚处于“观象授时”阶段，根据观测随时置润。（所以所谓“三正说”：夏商周分别建寅、建丑、建子月为岁首的说法是后人追述臆想。）春秋中期，史官根据圭表测影初步掌握了一个回归年为365又4分之1日，十九年加七个闰月，阴历与阳历即可大体同步；设置润月依据推步，很有把握，这才可能有建子、建丑、建寅之类的历法。依据365又4分之1日这一数据制定的历法叫“四分历”。刘歆的《三统历》所依据的就是“四分历”。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先生根据对《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的推究，得知“四分历”的行用在周考王十四年即公元前427年。（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又见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页、235页）四分历的岁实与回归年有3.06分（以一天为940分）的误差，魏晋以前人不知此点，南朝祖冲之才揭示出：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刘歆不知此点，亦不知殷周是观象授时，以其历法推演周初天象，得出公元前1122年天象与古文《武成》所记历日干支相合，便断1122年为克商之年。其结论必然有误。（见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53-154页）王国维不知此点，他以铜器铭文纪年、月、月相、日干支与刘歆的《三统历》比照，总有几天误差，于是认为“月相”不一定是阴历某一天，而是代表每月的某几天，于是“悟”出了他的“月相四分说”。
      下面说说“月相”。
      西周青铜器铭文记日多用“月相”，有如下名称：
      初一：朔、初吉、既死霸 
      初二：旁死霸
      初三：胐、哉生霸
      十五：望、既生霸
      十六：既望、旁生霸
      十七：既旁生霸
      （见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12-16、160页）
      自古以来，月相都是定点的，大量文献材料可以证明。比如：
      《诗经•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初吉”即是初一。
      《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若“既望”、“胐”不定点，何来“越六日乙未”、“越三日戊申”？
      《尚书•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史官记王生病时间“哉生魄（霸）”，不能是模糊到七八天的概念吧！
      《汉书•律历志》引《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如果“旁死霸”不定点，何来次日癸巳？
      《逸周书•世俘》“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若“既死魄（霸）”不定点，何来“越五日甲子”？这是牧野之战的那一天啊，史官不能随意记吧！
      王国维用四分历推演铜器铭文月相，发现多与古人定点不和，于是 “悟”出他所谓铭文月相一月四分：
      “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董作宾先生在《“四分一月说”辨证》中说：“近治西周年代，详加覈按，觉王说无一是处。”（转引自《铜器历日研究》159页）
      二十世纪前半期，研究西周年代最为用力者当数董作宾。他定周公摄政第七年在公元前1098年，而武王在位年数，他不用《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终”，却用《汉书•律历志》“武王克殷……后七岁而崩”，得出武王克殷在公元前1111年的结论。
      国学大师黄侃黄季刚先生的弟子张汝舟（1899-1982）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精研古历。他首先澄清了人们对《史记•历术甲子篇》的误解，疏通了《汉书•次度》与战国天象，揭示了《三统历》的疏误，彻底否定了王氏“四分一月”说，掌握了实际天象的推算，编制了《西周经朔谱》；在此基础上考武王克殷年代，为公元前1106年。若董作宾当年用《封禅书》，则克殷年代与张汝舟同为1106年矣！由此可知，《史记•封禅书》武王在位二年是正确的 ，《汉书•律历志》“武王克殷……后七岁而崩”是错误的。（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1-7页）
      武王克殷为公元前1106年，试以鲁公纪年验之。
      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其在位年数《鲁世家》无载（此亦史迁之所疑者），而载其卒于康王十六年。裴骃认为伯禽之封在周公还政成王之年；成王亲政三十年，则伯禽在位四十六年。实际是武王崩周公摄政，伯禽即封于鲁；周公摄政七年，则伯禽在位为五十三年。以此与其后历代鲁公相加，（炀公在位按汲古阁本《汉书》及《帝王世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等为60年）至孝公二十五年（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于骊山，为336年。771＋336－1=1106年。
      试再以《秦本纪》《注》验之。
      《史记•秦本纪》“造父为穆王御”唐张守节《正义》引《年表》云：“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楚文王元年即周庄王八年，即公元前689年。689＋318－1=1006年；是则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06年。《晋书•束皙传》载：“自周王受命至穆王百年”，然则周武王受命（接受天命），正是1106年。
      既然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06年，可以肯定，穆王西巡归来之穆王十四年，为公元前993年。

三、不用“断代工程”的成果，有何理由？

      1979年秋，八十高龄的张汝舟先生得到一位38岁的好弟子张闻玉，随先生研习古代汉语及天文历法。1980年10月由南京大学王气中、南京师大徐复等教授发起，邀请张汝舟先生在滁州师专举办了一期天文历法讲习班，张闻玉即充当助教。新疆师大饶尚寛就是在这时接受了古代天文历法教育，与张闻玉一道成为张汝舟先生精密的天文历法体系的衣钵传人。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当年10月，洛阳召开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张闻玉带着他的《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参会。书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表达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的欢呼”，“谨以此书向‘夏商周断代工程’献礼”；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十多年间运用张汝舟先生天文历法体系对于铜器铭文历日的解说，这些解说充分证明张汝舟先生《西周考年》的正确。
      张闻玉没有想到，他关于铜器历日与西周王年的解说，遇到了北京来的某些考古专家的抵制。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张闻玉根据历日断定的铜器年代，往往不顾这些先生们很熟悉的郭沫若早年依据“类型学”判定的时代。比如“十八年吴虎鼎”，专家们毫不犹豫地视为宣王十八年器；可是器铭历日与厉王十八年天象完全吻合，张闻玉将其归为厉王时器。又如“此鼎”，专家们依器形归为厉王时器，张闻玉依历日天象合于穆王十七年而归之穆王。专家们视他为外行而对他精密的《西周朔润表》不屑一顾。急得他用四川话大喊：“我巴不得它是厉王时器啊！”（其后不久，张闻玉认识到：不应将器铭历日与铸器时日完全等同起来，铭文中的历日并不一定是铸器时日。见《铜器历日研究》10-11页）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喻先生。张先生以现代技术推求先秦历朔，制出精确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列有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5年历朔干支、置润与合朔时分；以之与铭文历日比照，只要学会使用，几乎一索即得，毫发不爽。
      作为普通听众，我认为，张闻玉和张培喻，应该是“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106年，可以经过广泛宣讲得到公认。
      会后路过西安，常金仓教授和我请张闻玉先生为研究生做了《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收入《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150-160页）。他在报告中的两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时至今日，如果仍局限于‘二重证法’研究西周年代，已显得幼稚了。年代学的研究必定要将古史、古器与天象结合起来，走‘三证合一’之路”
      “如果相信‘月相四分’，用于‘断代工程’，不仅西周年代永无定解，势必将断代工程搞得一团糟。果如此，将对不起子孙后代，也有愧于华夏先民。今人若有不信，可待后人评说。”
      张闻玉不幸而言中。
      “断代工程”那位“首席科学家”并不精通古代历法。我们来看看他的《夏商周年代学笔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97年8月他说：“‘月吉’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初吉’是定点的”（93页）他认定“月相”定点，令人鼓舞！
      1997年11月他说：“‘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必定在一月之初，合于王国维先生之说或类似学说。”“‘初吉’不必是朔，然可包括朔日。”（102页）他遇到了麻烦，解说不了，首鼠两端，放弃了定点说。
      1998年1月他说：“金文中如‘惟正月初吉丁亥’，实际是说初吉本日或下一月相以前的一日为丁亥，这即不是定点的了。”“这个看法是王国维先生的名文《生霸死霸考》提出的。他说：‘欲精纪其日，则先纪诸名之第一日，而又云粤几日某某以定之……否则但举初吉、既生霸诸名，以使人得知是日在是月之第几分’”。（132页）“首席科学家”回到了世纪初王国维那里，“断代工程”会得出什么结论可想而知了！
      当日看到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希望“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我曾深表怀疑。近日再翻资料，才发现自己头脑简单。原来，“工程”制定“年表”，并非夏商周整个时段，而只是“有科学依据”的时段；具体来说：
      ①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前各王，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②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③商代前期，给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④夏代，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见《夏商周年代学笔记•出版说明》第2页）
      第③和第④，司马迁早就做到了，而且超过“框架”，做出了《世表》。第②，由于有了殷墟甲骨文字，有可能超过《史记》；但“工程”只要求“比较准确的年代”，而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所以，看清楚了，这一条，有刘恕《通鉴外纪》、郑樵《通志》和《竹书纪年》等书也差不多了。第①条，有了大量有纪年、月、月相、日干支铭文的铜器出土，很有可能超越史迁，完成“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但“工程”也只要求“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我的“哭笑不得”变成“哑然失笑”——原来，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用开工就可以完工了。难怪他敢当“首席科学家”！
      于是我藐视1046，坚信1106。

四、穆王西巡路线

      四五年前，眼看着穆王十三年西巡到新疆三千周年的2007年就要到来了，我写信给张闻玉先生，建议他联系新疆师大饶尚宽先生，鼓动自治区政府出面，策划“穆王西巡三千年纪念”大型旅游活动，推动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闻玉先生很高兴，并告诉我饶尚宽对于《穆天子传》所涉及历日有过深入研究。我立即翻出1997年饶尚宽先生送我的《古历论稿》，见有《周穆王西征年代刍议》大喜过望。
      饶先生之前，有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对穆王西征时间有过详细考证。三十年代的顾氏用“四分历”未考虑误差，又误认为《穆传》用周正（建子月为岁首），推出穆王十三年为公元前989年，显然不妥。
      饶氏据《历术甲子篇》推定公元前994年的经朔谱，修正每年3.06分（940分之3.06）的误差，得知该年丑月为岁首，丑月朔日为庚子，朔余487分。由此排出前994和前993年的朔润表。对照朔润表可知，《穆传》中，西征之“孟秋丁酉”为前994年七月初一，东归之“孟秋癸巳”为前993年七月初二，“孟冬壬戌”为十月初三，“仲冬壬辰”为十一月初三。再由此逐一排出《穆传》中所有日辰干支，可查得穆王“宾于西王母”在前994年七月二十八日，次日，“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我兴奋地想象着2007年阴历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新疆天池盛大仪式的热闹场景，觉得自己在为新疆人民做一件大好事。同时，我开始根据顾实、岑仲勉、丁谦等对穆王西巡路线的不同解说，比勘考量，希望确知西巡及东归路线，以便号召沿途各省参与活动，开发旅游。
      “大好事”很快就成为泡影。因为1046像一座大山；任何违背它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大型活动都不可能得到“权威专家”的审批通过。
      我的思考还在继续，因为昆山玉矿的东来路线是我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红山、良渚文化衰落（此二文化玉矿主要来自辽宁），神木石峁、襄汾陶寺、甘肃齐家等地玉文化（玉矿主要来自昆仑、祁连）的兴起来看，昆山玉的东来、“玉石之路”的开通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山海经》中的“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等神话，昭示我们这条路必定经过干旱的戈壁。而在漫长的戈壁路上，了解泉水的位置是成功的关键。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条道路的最佳途径，必定已是了如指掌。所以我们不能以为，周穆王西巡，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闯。
      现在我们来看顾实、岑仲勉、丁谦先生对于穆王西巡路线的不同解说。
      顾实认为，穆王从洛邑出发，沿太行山东麓北上，渡漳水，过今石家庄西之井陉，循滹沱河越太行，由雁门关越恒山，西北行至于托克托一带原野，西征至于河套；河宗氏授穆王地图，上有“平泉七十”，依靠此图可至于昆仑之丘。下面原文为“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顾氏以“黄之山”为河套西北之狼山，很正确！
      再往前，原文“乙丑……爰有温谷乐都”；顾氏昏了头，认为穆王溯黄河西南行，到了青海乐都。己未到乙丑六天时间，乘着马车，爬山涉水到了青藏高原，这可能吗？误导顾氏的，盖因下文还有“积石之南河”，顾氏以为是今青海大积石山。再下，原文有五十多天缺文，至第二卷卷首，天子已到达昆仑之阿。顾氏因此以为缺文太多无法解说。
      岑仲勉先生认为穆王从镐京（今西安）出发，溯泾水，经彬县、平凉到固原越六盘山，西北行沿河西走廊到张掖，再沿黑河、弱水到达居延海。此后五十多天，即向正西入新疆、到昆仑。
      至于丁谦先生，则认为穆王队伍直上青藏高原，“河宗”即星宿海。其说实不足取。
      按：三位先生皆拘泥于原文地名（顾氏惑于“乐都”，岑氏惑于“宗周”，丁氏惑于“河宗”），全不顾穆王当年是驾车出行，怎能动辄翻山越岭？我们充分相信古人在上千年间积累的地理知识。让我们展开地形图，替穆王想想，在当时条件下该怎么走？显然，沿华北大平原北上，在雁门关越恒山后，在内蒙高原西行，道路最为平坦。顾氏忽略了河宗氏诏穆王“平泉七十”，那正是跨越戈壁的法宝啊！从狼山到“乐都”六天，且离不了泉水引路，这乐都不就是居延泽吗？接下来，岑先生说一直往西就是正确的了。这条线，南有祁连山脉，北有蒙古高原，正是海拔最低处，泉水不时从地下涌出；穆王所行，必定是这条线了。
      “穆王西巡三千年纪念”成了泡影，“西巡归来三千年”还来得及纪念。“大型旅游活动”成为梦想，我所在单位的考察活动成为现实。一路上我就在想，我得写一篇祭文，算是对得起祖先。
      今日，2008年11月18日，据饶尚寛先生《古历论稿》，是穆王返回，大朝于宗周之庙三千周年纪念日。
      文、武、成、康、昭列祖列宗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盼望我们把失去的确切纪年找回来；穆王在等着我们以三千年纪念，发扬他不知疲倦勇敢探索的精神，继承他与各民族友好往来的政策和“全球化”的眼光，学习他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开拓精神。
      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真正的科学家被边缘化，应该被称为召集人或主持人者却安然顶起了“首席科学家”的帽子，召集了数百位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沾点边的人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分担“子项目”，熙熙攘攘地分配“课题费”。这就注定了“张冠李戴”的所谓“断代工程”不过是一场闹剧！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史学家对不起穆王！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后代！
      我的这种失望情绪在戈壁滩上达到了极致。从额济纳出发，我就一直在哼着一段伤感的曲子：

            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
            到这里勒住马我遥望过你
            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
            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
            啊，克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近你
            你没有草没有水
            连鸟儿也不飞
            啊，克拉玛依
            啊，克拉玛依
            我离开了你
      我不会写祭文，就以这段忧伤的曲子献到穆王灵前。
伏惟尚飨！

戊子季秋  退休之三月  臧振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