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承传文化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数字史学网”《西岳论坛·戈辰随笔》，是我与学生交流思想的园地，也是我从事学术活动的新阵地。2008年6月13日05级1班吕博同学发帖：“臧老师为何不见新作？盼！”吕博的帖子到今天又快三个月了。是啊，我最近在忙啥呢？如何回答急于看到我的新帖的同学呢？
唉！老实说，最近几件事加在一起，很有点郁闷。有时甚至想，《西岳论坛》就不要再上去了。
类似的话说过好几次，说“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说“该撤出这个阵地了”，结果还是忍不住又上来。因为这是个想说话就说的地方，也是个有人听我说的地方。吕博同学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证明有学生想听我说话。那好吧，我就打起精神再在这里说下去。
六月份那阵，教授们都忙于填表，申请成为二级、三级教授；不申请的，就是最低级——四级教授。我几乎没有可以申报的、达到人家开列的条件的学术成果，所以想填也填不成。我近些年来好像比谁都忙。忙些啥事呢？全都是些按上级有关的“杠杠”入不了流、“杠”不上去的事情。举其大者，可有三件：
头一件是主编上百万字的《尚书词典》。虽然主要力气是大家出的，我好歹也耗去了三年时间，累得半死不活的啊。这书到现在尚未出版；即使出版了，既不算“专著”也不算“论文”；该书前边近四万字的《尚书概述》我写了半年，那更是什么也不算！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学术价值”呢？我没法说。因为对于专门研究《尚书》的专家来说，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而不是提出什么新的学术见解；然而对于有志于了解这部十分重要的文化典籍的年轻人乃至子孙后代，这件事应该说是有功德的。
第二件事情是整理《陈高傭先生遗稿》。这件事情所耗的时间，也有两三年以上了。陈高傭先生（1902－1976）1933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1939年任史地系主任,兼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伦理学》、《名理通论》、《逻辑学概论》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十册），1939初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陈先生又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1938年主办《世界文化》杂志，宣传抗日主张。1945年出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教育部京沪联合办事处主任；同年秋创办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于佑任任董事长，香港大公报总编费彝民等为董事，聘请进步文化人士为教员），并担任《中国新闻》、《新文化半月刊》杂志的负责人。1949年拒绝去台湾，并放弃了香港英国皇家学院等大学的聘请；1951年应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邀请来到西安，任西北大学教授。1952年调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历史系任教授，1957年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
教书无权、报国无门之际，陈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学经典的阅读诠释之中。历近二十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老子今解》、《墨辩今解》、《公孙龙子今解》、《论语稿》、《盐铁论稿》等十余部著述计100万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陈先生自己也在回归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老子》、《论语》等书中得到了慰藉。六年前，在庋藏二十多年之后，陈先生的后人信任我，把遗稿全部交给我，请我代为整理出版。我出于对这位杰出前辈的敬仰，欣然接受也乐意为之付出劳动。我与研究生赵燕姣同学一道，将老先生那些繁、简并用，楷、行、草混杂的字全改作繁体；将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出来的发黑的纸上用淡淡的墨水写出的文稿一字一句辨认出来，输入电脑。此事历时一年多。然后又请韩晓梅同学将打印稿与原稿逐字校对一遍，历时将近一年。到今年6月，终于将一百万字的校对稿寄给有关出版社。
陈先生的遗稿尚未出版。即使出版，也丝毫不能帮助我改变我教授职称后面括号中的等级。但我不后悔。从陈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对祖先传下来的文化瑰宝的珍视和对民族文化承传的高度责任心。陈先生在自己被冤枉委屈失去执教资格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岁月，在那个粮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的年代，他奋笔疾书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食粮。有时，看到那些打着时代印迹的发黑的纸上淡淡的但却十分有力的笔触，我禁不住泪眼模糊。是谁给陈先生批准他申报的什么项目给了他多少万元“科研经费”？陈先生又是在为评几级教授而努力？我从遗稿的字里行间所悟出的道理和受到的教益，是任何虚名和物质利益都无法比拟的。
第三件事情是收集整理《斯维至史学文集》并为之写一篇《校读后记》。二十多年前，我曾是以担任斯先生助手的名义来到陕西师大的。斯先生以解答先秦史学界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分期问题”为己任；而我此前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也有过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先秦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尽管由于政治的干扰和理论上的误区使讨论走入死胡同，也使年轻人望而却步；但回避不是办法；必须对这场讨论的经验与教训有科学的总结和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步前进。斯先生是国内少有的直到八十年代还在执着地探讨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在理论上突破藩篱走出误区的老一代学者；可以说，他的文章在这一领域是走在前列的。他的文章对于先秦史研究、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先秦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两年前，历史文化学院计划为斯先生出版学术文集，请斯先生自己提供目录。斯先生年届九十，眼花耳聋腿脚不便，学院领导希望我帮他收集文章，帮助出版社整理校对。我觉得此事义不容辞，并且有必要写一篇详细介绍每篇文章时代背景及其学术价值的《后记》，否则很多年轻人读不懂，会降低本书的社会效益。这件事情，从研究生唐明亮到国家图书馆寻找斯先生四十年代的文章，到庞慧老师和我的仔细校对，到我写成一万多字的《后记》，也有一年多时间了。不用说，这件事对于评我的职称级别也是一点用也没有。
三件事说完了。那么我干这些活得到多少经济收入呢？不好意思，讲出来怕人笑话。唯一的一笔收入就是中文系辞书所迟铎教授在刚开始工作时付给我两千元。（迟老师您别多心，我丝毫没有不高兴。您的丈夫为《十三经词典》劳累过度付出了生命，您也为此辛苦了二十年时间。我们都把这部辞书看成自己的事情的，绝不是为了钱。）
还有些事情不愿意讲，不是讲出来怕人笑话，是怕人不相信。比如我接管原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当时是因为我钟爱文物，惊奇历史系有那么精美、那么珍贵的大批文物而一时又缺少专人管理；于是我“乘虚而入”，从1989年到2006年管了十七年。十七年间，成天担心文物的被盗和损坏。在教学六楼时，一次几间办公室的门被撬，我即住进文物室，与北京猿人为伴三年，到买了两个大保险柜才放心搬出。2003年评岗位津贴时，我才知道我这个“文物陈列室主任”什么都不算：一无人事权（光杆司令）、二无财权（经费）、三无级别和编制（连副科级也不是）。今天想来再加一条：四无收入.整整十七年，没有计一个工作量，没有挣一分钱。相反，为了避嫌，我上任时把自己在陕北搜集的几件文物和一些古钱币全部捐出。那么请问图的是什么？答：我在文物室与文物打了十七年交道，每一件藏品我都那么熟悉，这使我深入到了中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物质文化艺术领域。其中的乐趣，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
2006年陕西师大博物馆成立，这批文物终于有了一个既安全又能够让大家参观的地方。布展结束，我如释重负，辞去了所谓“馆长”的职务。
话说回来，评教授的级别，是应该有像样的学术论文的。我近几年有没有撰写和发表什么论文呢？答：有的。我为三届“玉学玉文化研讨会”提供了三篇文章。我自己认为，这三篇文章解答了古玉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一是古玉功能问题，二是良渚文化玉料来源问题，三是红山文化玉器用途问题。三个问题都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新观点，得到有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或认可甚至高度评价。可是这三篇文章都是参加人家的会议，不能不让人家收入会议集结出版的论文集中。可是这又犯了忌讳：评职称划级别不承认收入论文集中的文章。不是看你的文章有什么创造发明、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看你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收入论文集，那就等于零，什么也不算。
郁闷！
当然，近几年我也有几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例如，《玉瓒考辨》发在《考古与文物》（西安），《“礼义之邦”探源》发在《哲学与文化》（台北，辅仁大学）。可是，这些刊物是什么级别？报上去有没有用？我弄不清楚。啊！差点忘了我还有两本书：《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中国古玉文化》。这些书不是“国家级出版社”出的，也没有得什么奖，因此也够不上“杠杠”。你说郁闷不郁闷？（好在出书没有掏钱，还有稿费，真幸福！）。
摆脱郁闷的办法，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放到《西岳论坛·戈辰随笔》里面去，跟学生聊。
我马上就退休了，还有什么值得郁闷的 ！《西岳论坛·戈辰随笔》，将是我继续与学生交流思想的园地，也将是我继续从事学术活动的阵地。
为什么还要干活？因为承前启后，承传文化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